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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癌共生（第3页）

所住医院附近的天空

我的伴侣每天来医院看我，给我送饭，却因为那时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措施，无法与我见面说话。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着医院前面的马路挥手致意成了我们的习惯。

傍晚，我拿出手机点亮电筒，朝着马路对面挥舞致意“我在这里哦”，然后从10楼病房的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对面也有一个豆粒大的闪光点在左右晃动。伴侣为了让我能从病床上起身，想出了这个方法。

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我们说着“这样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把这个习惯叫“罗密朱丽”。每天“罗密朱丽”，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吧。后来我又再次住院，她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我。虽然是毫不新鲜的表达，但我还是想说，最难受的时候我是被爱拯救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做了大大小小六次手术，摘除了外科手术范围内的所有肿瘤。最大的手术是摘除转移到肺部的恶性肿瘤，在2021年10月和12月分两次进行，每一次都花了三四个小时。

然而，当我以为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没想到病灶仍然残留在我的身体内，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增殖。当医生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备受打击。接下来不能再靠手术摘除肿瘤，而是要靠药物进行全身治疗，真是看不到尽头的抗癌生活啊。

友人的存在

住院期间意志消沉时，关于友人，我也有了一些思考。我以前老是把“我没有朋友”这句话挂在嘴边，二十多年前，也曾经尝试对“朋友”这个词下定义。

那时候我的结论是，当身处困境，比如家里发生火灾，进了小偷，又或是马桶漏水，马上能打电话商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而这次生病，我又数了数能商量的对象，发现在美国，在欧洲，当然还有日本，都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不由得心生感激。

朋友不需要非得跟我有一样的思想信念和兴趣爱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值得信赖。即使这样的人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存在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其中一位就是德国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9]。他以“阿尔瓦·诺托”（Alva Noto）的名义开展音乐活动，我和他一起制作了专辑Vrioon（2002）和Insen（2005），以及电影《荒野猎人》[10]原声音乐等作品。

第一次见到卡斯滕，是他和池田亮司[11]一起在青山的SPIRAL[12]演出的时候。卡斯滕长得有点凶，做的音乐也是很前卫的后现代派，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又照顾家人，让人简直想称呼一声“老爹”！从见到他的那天开始，我就跟他很亲近。

卡斯滕的家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在欧洲也算是有乡土气息的地方，可以说与日本也有些共通之处。写到这里，我想到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来自那里，在媒体上看到的她也给人“有胆量的妈妈”的印象。总之，我在接受大手术，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手术中意外去世的瞬间，第一个想要联络的人就是住在柏林的卡斯滕。而他也一如往常，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倾听我的烦恼。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13]和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14]，身处相隔8 000千米以上的欧亚大陆两端，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要将我和卡斯滕与伟大的博伊斯和白南准作比，可能太妄自尊大，但我们两人的友谊确实和他们的关系很像。

可疑的时间

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在时间这条直线上，有音乐作品的起点，也终将迎来作品的终点。因此对我来说，时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我健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时间的永恒性和单向性作为前提进行创作，而当我需要直面生之有限的此刻，我也感觉有必要用和以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时间。

如果我们不能用更现实、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时间，而只是用哲学性的方法论来思考的话，不是会被时间所特有的迷惑性欺骗吗？从这样的想法出发，这几年我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康德、海德格尔、柏格森，再到当代物理学者们关于时间的论著。

虽然还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答案，但我心里逐渐确定了一件事：牛顿提倡的“绝对时间”概念是错误的。他主张时间与任何观察者的感受无关，且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匀速前进。不是的，时间不过是我们的大脑产生的一种幻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结论。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都是基于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在制定生活方式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感觉从19世纪末开始就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些规则变得更加细致了。

各国的城市之间的时间就是在19世纪末才得以统一的。在那之前，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时间制度，在欧洲的铁道网发达之后，才产生了将各个城市的时间进行统一的需要。实际上威尼斯的正午和柏林的正午——那一天里天空中太阳位置最高的时刻就是不同的，我们只是视而不见，假装这一刻好像原本就是完全相同的。本来也是，谁都不会在意某个城市的时间是不是晚了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