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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给未来的遗赠（第1页）

为《时间》写下的笔记和乐谱

混合现实[1]项目

在2020年《新潮》杂志策划的日记接力活动[2]中，我写下了以下内容：

12月3日（星期四）@TYO（东京）

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在埃及的机场被拦下，行李被拆开，无法登机，像卡夫卡小说中那样不知道我身犯何罪[3]，回不了家。

12月4日（星期五）@TYO

做了全身体检。结果很糟糕。明明我都没吃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这6年里也没怎么喝酒。

当时我并没有详细地记录下来，但就是在进行这次全身体检时，被告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医院希望我能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但癌细胞转移的事实太令人震惊，我无法立刻接受，所以当天先回家了。一周之后，也就是12月11日进行了再次检查，结果却被宣告“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

然而，第二天我要进行钢琴独奏的线上直播。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此刻这般如此切身地感受到自身“死亡”的迫近——在这种状态下，我迎来了演出当天。这场线上演奏会由真锅大度[4]率领的“Rhizomatiks”团队负责视觉导演。我和真锅是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驻场制作《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期间开始的合作，当时他负责作品的影像编程。在直播的影像中，画面背景随着我弹奏的曲子不断变化，有时变成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有时变成一个孤寂的灰色房间，有时又变成了一片废墟之地。这些都是由“Rhizomatiks”团队实时合成的CG画面。

独奏时使用的钢琴放置在一个360度都是绿幕的录影棚里，为了防止出现影子，从四面打过来的灯光把录影棚照得格外明亮，由于还需要冷却大量的摄影机和设备，尽管直播时是冬天，棚内却必须开着空调猛吹冷气。那时刚接受了病情宣告的我，身处寒冷的录影棚中，身心都冷到了极点，钢琴独奏又需要我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一旦放松就全完了。如果有乐队成员或者伴奏在旁边，或是有背景音乐的话，我多少还可以松口气，但钢琴独奏不允许我有一丝松懈。那天晚上的演奏曲目旨在回顾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其中还包括The Seed and The Sower（1983）和Before Long（1987）等许久未演奏的早期作品。尽管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我还是完成了演奏——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是如何弹完这15首曲子的了。当时在演奏会现场的，只有身为制作人的伴侣知道我的病情，并且她当时就已经做好了这可能是坂本龙一最后一次演奏的心理准备。

其实，这次钢琴独奏的直播可以说是“前哨战”，随后从12月14日到16日还有为MR作品拍摄的“正式演出”。我在早些时候就决定拍摄MR作品，而根据我的观点——如果不能以可被人看到的形式弹奏，就不能算是练习，也就无法提升演奏的精度，所以后来在拍摄MR作品之前追加安排了钢琴独奏演出。MR作品是要永久留存的东西，我不能呈现半吊子的表演。但参与拍摄的人员众多，当时我又还未向周围的人透露我再次患癌的事，所以无法因为自己这边的状况在拍摄前夕更改日程。当然如今再回头看，我在手术后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无法完成演奏的，可以说这确实是拍摄MR作品的最后时机。

我以前就对MR感兴趣。现在，VR作品在媒体艺术界正处于鼎盛时期，而MR被认为是比VR更先进的技术。如果用动态捕捉技术记录下演奏状态，就可以通过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随时在现实世界中像全息投影一样呈现出演奏的形象，甚至在我去世后，还可以与自动演奏的钢琴结合起来，开一场虚拟演奏会。如果这项技术早半个世纪出现，或许卡拉扬“边弹奏边指挥”的演奏会也可以用MR再现。

发起这个项目的是制片人兼导演托德·埃克特，他在美国经营一家影像制作公司。他也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现实生活中的伴侣，其实他们首次约会的地方，就是我发行《异步》后在纽约进行的同名演奏会上。也就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中当了一次丘比特呢。托德在影像和艺术行业颇为知名，曾有一个世界知名乐队向他咨询是否可以为他们制作MR作品。托德拒绝了，并联系我说：“作为粉丝，我一直以来都在追您的演奏，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他甚至曾为了观看Life的演出，特地赶来日本，看完再匆匆离开。

MR作品的拍摄与钢琴独奏的直播一样，都是在全绿幕的工作室中进行的。我的脸部和手指上贴满了动态捕捉用的标记，用了三天的时间，逐条录制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和《遮蔽的天空》等代表作品的演奏。基本上，我们选择了和“前哨战”的直播演出一样的曲目。在灯光炫目、眼睛发花的情况下进行演奏相当困难。另外，据说从这些采集到的数据开始制作实际的MR影像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在拍摄中，为了避免镜片反光，我摘掉了平时佩戴的眼镜，还把头发压得平平的，以免妨碍拍摄。后期为了把这些细节一个一个地处理到接近真实的我的形象，还必须追加制作CG效果。

由于三维影像制作的复杂性，进度比最初计划的要慢，这部MR作品预计于2023年6月在纽约的新建文化设施“The Shed”亮相。我也听说之后它还会在曼彻斯特等世界各地上演。此外，KAGAMI（日文“镜”的罗马音）这个标题的寓意是，这部作品作为我身体的倒影和镜像而存在，同时也是在向塔可夫斯基致敬。我觉得在接受绝症诊断之后，我能够完成钢琴独奏演奏会和MR拍摄是很了不起的，但同时也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件工作，我才能够在绝望中打起精神，继续活下去。

向孩子们坦白

一年的年头和年尾我一般都在日本度过，从某个时期开始，在过年时和孩子们聚餐也成为我的习惯。平时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但至少每年都有一次聚在一起的机会。2020年年底，我也与孩子们及他们的家人聚在了一起——虽然有一个孩子当时在美国，无法参加。现在我还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女，成了名副其实的“爷爷”。我想趁这个机会说出实情，便坦白了我现在的情况。当开口说“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本来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冷到了冰点之下。我也很难受，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总不能一直保持沉默。总之，这一年年底我真的非常沮丧，唯一的好消息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乔·拜登击败了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如此，自从向孩子们坦白了我的病情之后，我的心态也一下子发生了转变，开始相当冷静地预演死亡，去考虑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果在日本接受治疗，一直住在酒店里也不是办法，那么住宿问题要如何解决？如果我很快就死了，应该给谁发讣告？葬礼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如果不提前决定好这些细节，可能就会发生违背我意愿的事情。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回顾从《音乐即自由》出版后到今天为止的活动，留下这个口述记录，也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是必须提前做的事情之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我的伴侣毫不拖泥带水地为我做了安排。她是个性格很刚毅的人。在我积极参与反核运动时，曾经有人说：“说不定日本政府盯上你了，会派刺客来杀你。”对此，我的伴侣却说：“要是你真的被暗杀了，公众舆论就会马上倒向支持反核，那也不错啊。”——她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啊。

接下来在2021年1月14日，新年伊始，我接受了开篇提到的那场大手术。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打算向公众公开我的病情。然而，正好在我进行手术的时候，某体育报纸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的病情，准备以“坂本龙一，重病！”为题进行独家新闻爆料，并向相关人士打电话确认。因此，为了防止错误的信息流传出去，我的事务所紧急决定发布一份声明，公开我再次患癌的事实。当然，我本人当时正在全身麻醉之下沉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的大规模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