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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得麟儿陈氏喜庆 追往事萧沈艰难（乙）（第2页）

王浚初不制止，后以掳掠女子甚多，恐于己名声不利，且他到底出身一流士族名门太原王氏，其父王沈虽是出卖魏主曹髦的不忠之臣，毕竟也是儒学之士，其时华夷大防在士大夫中深入人心，他亦饱学，虽利用鲜卑，不忍太多华夏女子为胡奴，乃下令禁止掠人。鲜卑骑兵欲保全战利品，他们本属雇佣兵一类，向来亦不甚听命于作为雇主晋朝代表的平北将军王浚，但其首领段务尘亦强调了禁令之后，便不敢不听，又舍不得如花女子，最终将所掳八千汉人女子，通通推入了漳水之中，漳水为之不流！西晋末年至南渡后数十年间，北方中原持续大乱，而人民之涂炭，沦为屠杀对象，自此而始。

邺城被破之际，成都王奉惠帝与其母狼狈先逃，琅琊王与王导却陷在城中，一时未能逃出。王浚北归，为其兄操控朝廷由并州刺史改任冀州刺史的东嬴公司马腾入居邺城，坐实为冀州刺史，而将面临匈奴汉国严重威胁，人民或死或逃，甚至被司马腾掳掠至冀州出售的这样一个烂摊子的并州，交到了刘琨手上。刘琨只身赴任，州城晋阳孤危，不得已乃依靠鲜卑拓跋部大人拓跋猗卢，以抗衡本为并州匈奴左部帅的汉国主刘渊。

东海王却以其弟攻邺有功，授意人上表为之请封，于是东嬴公进爵为新蔡王。司马腾甚贪，知此前随惠帝亲征战败被俘的朝中贵人宗王侯伯，当尚有仍在城中未及逃出者，以为奇货可居，不但可以利用他们揭发成都王罪行，亦可换取赎金，于是下令贵人不得出城，命环绕邺城之漳水诸渡口严查。

王导虽袭其父子爵在身，毕竟名位未显无人识，不愁逃出，只急坏了琅琊王司马睿。王导想出一计，以商贾可自由出入邺城，畅通于渡口，而商贾身份甚贱，服饰与士大夫有别，贵人所不齿，故扮作商贾，自可逃出；惟琅琊王生长王府，未经世事，扮作商贾恐亦遭人怀疑，乃让扮作其仆，嘱其勿言语。二人乔装打扮，同行至渡。因禁令只针对贵人，守卒虽疑二人身份，但见王导忽然发怒，鞭笞其仆，骂以“若非汝迟迟，便不至天黑”之语，因白昼禁令较松，不一一盘问，守卒便失笑，信以为真，放了二人过河。

二人回到洛阳，自荡阴之战而后，可谓同生共死，感情愈加深厚，琅琊王此后，凡事皆与王导商量问计。成都王恐东海王不容，不敢入洛阳，奉惠帝与老母、二儿逃入关中，投靠了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恐河间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又忙于讨伐长安。

其时洛阳四郊多垒，刘渊在平阳虎视眈眈，东莱汉人王弥与上党羯人石勒，亦各崛起为青州与河北之大势力，威胁朝廷与中原州郡。王导便劝琅琊王早做打算，离开洛阳到外地为官避难。王导为之筹划道，“大王祖父琅琊武王曾率军伐吴。虽龙骧将军王濬先至建业，孙皓颇识大体，不向已据石头城之王濬投降，而静待大王祖父渡江，乃递献表，肉袒出降。武王入建业城，秋毫无犯，颇得吴人之心。今中原动乱，胡马躁动，骎骎然南下，河淮板荡之日，为期不远！惟东南扬州安静，可求安东将军以避祸！”

琅琊王以为然，遂向东海王求安东将军。东海王亦欲扬州附己，遂允，琅琊王遂以安东将军出镇广陵。不久陈敏反，祸乱扬州江淮间，且渡江攻建业。建业乃诸葛亮所谓虎踞龙盘之地，孙权以之创业，而广陵地处江北，若胡马南下，则成背水，不可不思将来。王导便劝琅琊王移镇建业，以作保守江东之后图。琅琊王便上书请移镇。东海王亦忧陈敏若攻取建业，则成第二孙伯符，不可不防，遂操纵朝廷许其移镇。

琅琊王甫移镇建业，立足未稳，陈敏一弟陈彬已得历阳，进取姑孰，顺流而下，与陈敏共攻建业，声势浩大。建业本来守备空虚，安东将军府兵力寡弱，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王导自一过江，便着意结交江东人望吴郡顾荣、会稽贺循等，以作长久之计。顾荣曾在洛阳为官，本与王导相识，一来二去，也便熟络起来。闻二陈兄弟攻建业，顾荣亦忧惧，乃与时任扬州参军的周玘商议，希求义兴周氏出兵，匡扶安东将军所镇之建业。

周玘当即回乡，领了家兵部曲，赶往建业迎战陈彬。两军相遇于建业城南之白石，一场血战。义兴周氏家兵有保卫家乡之志，气势过人。陈彬不敌，乃回头渡江，寻其已先行渡江北遁之兄陈敏而去。周玘一战而胜，建业与江东人心乃安。

王导又以进讨陈敏与顾荣相商，于是由顾荣、贺循牵头，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与义兴周氏出兵，诸人与安东将军司马睿联名发布檄文，誓师讨伐陈敏。江东民军随即渡江，与朝廷荆、扬二州兵合击陈敏。陈敏不久败死，扬州底定。后义兴周氏又挫败继陈敏而起的石冰渡江攻石头城，及另一桩乱事，故称义兴周氏三定江南。

三

吴兴武康沈氏，亦属义兴周氏一类。晋元帝晚年，倚重北来流民帅刘隗、郗鉴，及北来士族如刁协、周顗诸人，抗衡盘踞荆州的大将军王敦。王敦有意反叛，便笼络江东大族为援，先是征辟出身吴兴大族的钱凤为参军。钱凤有意立功，遂为王敦联络武康沈氏家主沈充作东援。

沈充时任钱唐令。宣城郡为都城建康西南门，境内多山，山中多山越人，若山中歉收，便往往下山进村乃至入城劫掠，远至建康所属丹阳郡，于是王敦上书，以沈充乃江东大族家主，家兵部曲甚众，若以之为宣城内史，则朝廷可不费一兵一卒，而宣城与丹阳二郡获安。朝廷正忧山越，遂允。

王敦却是有意以此窥武康沈氏实力。沈充骤由县令而为郡守，又惊又喜，剿抚山越格外卖力，不久二郡便无复山越之患。原来大批所谓山越人，其实并非蛮族，而是自汉末大乱之时起，陆续自江东郡县逃入山中保命的汉人百姓。沈充生长江东，出生时孙吴尚未亡，熟知旧吴掌故。故吴自大帝孙权时起，便常有山越之患，与孙吴相始终，惟大帝末年，诸葛恪以一手强兵围困，一手招安，允许山越人各自投降之后，便落籍为编户，既往不咎，因此颇有成效。沈充既知山越实情，遂如法炮制。不久，宣城山越人便大抵下山，不过却并未成为朝廷编户，而是成为了他家族武康沈氏的私属佃客。但山越也因此不复为患，朝廷对沈充假公济私亦不闻不问。王敦见其实力不弱，智计亦过于常人，大喜，复以其剿抚山越之功，举荐其为湘州刺史。

元帝之前将老耄之甘卓调离湘州，正欲任用得力之人以拊荆州之背，得王敦荐表，便立刻请求叔父谯王司马承为国分忧，远赴长沙任湘州刺史。司马承慨然应允，遂西上任职湘州。

元帝知朝廷实力难与王敦相抗，便向刘隗问计。刘隗之前已进言引用流民帅，得元帝允准。然流民部曲毕竟私属，不是朝廷之兵，而江东土地兼并，编户奇少，大多沦为了大族豪强之佃客，要想增加兵源，就必须夺豪强之佃客为朝廷之编户齐民，乃可以一方面增加朝廷租税，开辟财源，一方面增加兵源，充实朝廷台军。

时江东无论侨姓士族与吴姓即本土士族如吴郡四姓顾陆朱张等，因士族不纳租税，遂大肆买田，隐占失地人口，遂使编户成为其私属佃客。一般大族豪强虽无免税特权，但因佃客无地则不纳租税，且脱离了朝廷户籍，附籍于田主名下为其私属，可使佃客免纳口赋（人口税，基于有这个人就要纳一份税的赋税，有时甚重）、算赋（财产税），于是贫民与地主一拍即合，土地集中于地主名下，贫民乃至一般富庶人家，皆大批沦为佃客。编户原本因拥有土地而在籍，而附征的各种苛捐杂税，自然也一并不再缴纳。且田主往往就算不是士族，也是一方土豪，拥有权势，遇到如朝廷检括人口，即会伤及田主和佃客双方利益之事，田主便会袒护佃客，隐瞒其人，佃客也就乐得做佃客，结果就是中饱了作为田主的士族与大族豪强之私囊，使朝廷财源及兵源双双枯竭。元帝便再度接受刘隗进策，下诏检籍，清查人口，务必将豪强隐占之人口统统查出，重新编入户籍为朝廷编户齐民。一时江东无论侨姓与吴姓士族及大族豪强，大为愤怒，对朝廷怨恨不已。因此政策受损者，自然就有侨姓第一豪门琅琊王氏，与江东本土豪门义兴周氏、武康沈氏、长城陈氏等。

王敦懊恼，知沈充亦恼朝廷检籍清查人口使其大大受损，便以“谯王夺汝湘州”之言，挑唆沈充仇视元帝与晋室，并命钱凤稍稍透露其谋朝篡位之周密计划。沈充之前已得王敦保举其为湘州刺史许诺，至此自然仇恨元帝，又听得钱凤透露大将军将举大事，事成之日，从龙之臣自然不忧富贵，其本热衷功名利禄，便在宣城抓紧厉兵秣马，希图为王敦立功。

知沈充已有备，虽湘州已成后顾之忧，然湘州实力弱小，不及荆州远甚，不足忧。王敦便以女婿郭图领兵袭长沙，自率大军顺流东下，以元帝为奸人刘隗所蔽，检籍夺民佃客，使百姓嚣然、怨声载道为由，以“清君侧”为名，向朝廷兴师问罪。沈充得信，便率其家兵部曲及宣城郡兵，自西南攻击建康南面。

湘州城因长沙大族子弟虞悝兄弟一人为长史，一人为参军，辅佐刺史司马承，并率家兵助守城池，而坚守良久。事前虞悝且为大局谋划，嘱托其曾任前湘州刺史甘卓僚属的好友为谯王使者赴梁州，说服了甘卓若王敦起事反叛朝廷，则湘州兵出巴陵，梁州兵出襄阳，两路拊荆州治所武昌之背，使王敦有后顾之忧。然至此甘卓虽出兵，却迟滞不前，以江夏郡治所夏口兵力不甚弱，而停汉口观望，不肯稍稍冒险，使其舟师入长江速越夏口城顺流东下，武昌乃不忧受攻。王敦遂命留守武昌的其兄王含，速速增兵长沙，并命其族弟南郡太守王舒出兵。湘州城粮尽援绝，复因叛徒开西北角建湘门献城，而终沦陷。虞悝兄弟双双被俘，旋遭杀害。谯王逃入城外王舒军中，亦为王舒秘密沉江而死。